文/段晋中

古昔原始之民，共居群中，盖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声音繁变，寝成音辞，音辞谐美，乃兆歌咏。

——鲁迅

引子

音乐，是通过有组织的乐音形成听觉中的形象，表达人的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的一种时间艺术。从这个可谓定义化的解释中，我们要注意“时间”这个词，这是一个永恒的概念，但如果我们加以人为地界定，它就会加进了“始”与“终”的含义，于是我们就有了推究与探讨“起源”的可能。

有了源，就该审其史、究其演化和发展了。但是若无世代相传，从何审起呢？而这“相传”则正是“教育”的初始形式。这样我们将就音乐的起源及其作为教育学科之一这二者的关系与有关情况做一论述。

一、 关于“乐”的诠释与“乐”的初见

在我国古代音乐论著《乐记》中载：“乐者，音之所由生也。”我以为由此可知“音”先于乐出现。因为宽泛些说，音即语言，正如文前所摘鲁迅先生所说的那段话中所指的：声音→音辞→歌咏（乐）。

而关于“乐”这个字在我国最早地成型文字——甲骨文其卜辞中就出现了。其形为“ ”。在《郭沫若全集·考古编》第二卷的《卜辞通纂》中，其“杂纂”第794页上即有此字，罗振玉对经的注释为：“ ，从 ，附木上，琴瑟之象也。……象调弦之器，犹今弹琵琶，阮咸者之有拨矣。”可见关于这个“乐”字在甲骨文中是取了琴瑟等乐器的象形而生意的。

乐器以其发音功能与“音”的结合，便出现了一种特殊的语言，即以“古人心之感于物”为本的音乐。

“乐”作为具有美育内涵的概念出现，是见于《周礼》，在《地官·保氏》一篇中载：“保氏……养国子以道，及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取，五曰六书，六曰九数”，这其中的乐即指（广义的）包含有音乐修养在内的美育教育。

二、“源地”与流传——教育

1．“源地”的所指

此外的源地一词，不是指具体的地点，而是指一个具有时间性和过程性的发源领域。用这个加入了我个人所赋特定含义的词语来看音乐的起源，我认为是符合于其所具有的“时间性”这一特性的。

2．源地——语言与劳动

劳动使猿进化为人，并成为人与动物区别的根本标志，而人类创造性的劳动不断推动着人类自身进步与智能的提高。集体劳动、群居生活，增强了原始人群的团结感及生活情感，而且这也是语言（特指人类的语言）产生的契机所在。语言未发育和形成的初期，“原始之民……惟以姿态声音自达其情意而已”，可见此时尚须辅以“身体语言”，因为此时语言的发育还未完善到足够传达众多信息的程度。但随着劳动进步、智能提高，语言的丰富程度有了极大的提高，情感得以表达，劳动信息、经验得以交流，而作为音乐雏形的“歌咏”，亦随着此时程产生了。

“今举大木者，前呼‘舆樗’，后以应之。此其于举大木善矣”，这是记于《昌氏春秋》中的关于劳动号子的最早记载。它极为明晰地指出了集体劳动中“劳动歌曲”的伴生情况与歌曲用地劳动的功效——“此其于举大木善矣”。

鲁迅先生对此历程在其文《门外文谈》中有着简洁幽默的叙述：“我们的祖先的原始人，原是连话也不会说的，为了共同劳作，必须发表意见，才渐渐地练出复杂的声音来，假如那时大家抬木头，都觉得吃了力，却想不到发表，其中一个叫道：‘杭育杭育’，那么，这就是创作；大家也要佩服，应用的这……”对于鲁迅先生这段话可能更偏向于论述文学的原始创作多一些，但这二者——乐于文——在以劳动和语言（加上生活）为本源的共性下，我们似乎无须去硬要一分为二地划出界来。

劳动号子可说是人类社会中音乐艺术的最初萌芽。当然，在这个时段，伴随劳动不只产生了“杭育歌”，还产生了打猎时的“弹歌”；捕鱼时的“网罟（gǚ）之歌；务农时的“扶犁之歌”……

一句话，以语言和劳动（加上生活）为“源地”的音乐（初始形态）产生了。

3．流传——体验的教育

我个人所认为的“起源”可以说简述完了。但提到音乐的教育学科的位置，就必须再向后作一延述。

（1） 体验——总结——流传

前面已经论述了“歌”源于劳动，而这里要说的体验，对原始人群来说，是无意识的、随机的、偶然的。试想：烧陶器对敲打（偶然的）它发出动听声音的发现，诸如此类，无庸赘述。而前述的“杭育歌”也只是一声随机性的呐喊，喊者也绝不会想到他是数千年后“劳动号子”鼻祖，更不会想到曾被鲁迅先生推为“杭育杭育派”的代表人物。但这些偶然经过原始人群体验后作出总结并在劳动生活中加以补充和尽可能的完善，再向下一代人传述的时候，对上一代来继承时，这里面的随机的成分，便已经为理性所代替，并且已经渗透了人的思想与创造。

有一个生动的例子：前苏联考古工作者挖掘出克罗马努力人的麦新村落遗址时，发现一批刻有许多不规则花纹的骨器，但一时间却无法搞清骨器的用途与花纹的涵义。后来，在大量的考古工作中，才发现这骨器乃是原始人群的“敲击乐器”，而这花纹则是敲击时的痕迹。

所以我们应用一个结论——

（2） 原始教育是随机体验的总结与继承

在这中间，原始的音乐教育也不例外，这是教育学科的共性，所以作为原始音乐，其初始教育的形式也不会脱离此共性决定下的模式。

4．西周——制度的教育

（1） 制度的教育也是对原始教育的继承

我们前面已提出了时间的“始”与“终”的规定，这样来说，一段的“终”可谓另一段的“始”，所以下一时段必然对上一时段有明显的地渡性的继承。这对于标题中的“继承”就可以说有了一定的引申，即强调了后者在前者基础上发展的沿袭性和创造性。

（2） 制度化的音乐教育是后代音乐教育学科地位确立的初源

公元前十一世纪的“牧野之战”，宣告了商朝的灭亡，揭开了中国史载的第三大朝的序幕，并同时迎来了建立在原始音乐教育基础上的音乐教育制度的订制。“周公制礼”的同时也制定了其“礼制”指导下的为巩固其阶级统治的“乐制”。而此“乐制”——（我们这里先不去探讨其中的严格与琐碎），促使了我国早期的国家性的音乐教育机构——“春官”的设立。其中既有音乐教育、乐艺传授的分部，并有专职人员（受好严格训练的“音乐家”）如大司乐、大师、大胥、小胥、钟师、磬师、笙师等。他们分工明确，《周礼·春官》中明确载有大司乐的职责：“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即音乐教育），而合国之子弟焉。”由此种种不难看出西周国家建制中“乐制”的重要地位，所以这种制度化的音乐教育正是后代音乐教育学科地位确立的初源。

（３）原始音乐教育形式的民间延续与《诗经》

源于劳动和生活的音乐在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着。但与国家以统治阶级利益为前提制定的“礼乐制”不同，在民间也流传发展着人民采于生活、发自内心的民间歌谣，二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特别是民间歌手，他们还是继承和延续了原始音乐教育的形式，当然那一定是要比以前有创造性发展和加以相对的规范性。

《诗经》作为周礼“采风”制度的基本产物，经过整理便成了最早的具有分类性——风、雅、颂——的音乐教材，并被孔子定为儒家经典之一，而它的诗乐结合的教育作用是巨大的，“温柔敦厚，诗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另一方面从“风”中对民间歌谣的流传与发展的清晰展示。

尾声

综上所述，我们在论述音乐作为教育学科之一的起源中，是循着原始音乐教育和制度化音乐教育去展开的，在后者中又分开了上层统治阶级与民间两条线进一步作了分述。至此，对该问题的论述就可作一结束了。

面对我国有近8000年历史的音乐文化，作为8000年后的中华子孙，去溯寻源头，无疑是一次对此灿烂博大文明的神游。对音乐在教育学科中的地位确立的起源，我就个人的理解作出了如上的分析。只苦于有所想而无充足资料，只能浅述而匆匆收尾了。

“今日不从事教育则已，苟从事教育，则唱歌一科，实为学科中万万不可阙者……”（梁启超《饮冰室诗话》）

参考资料：

（1）《生活必备》，王守勋主编，对外贸易教育出版社1988年。

（2）《郭沫若全集·考古编·卜辞通纂》，科学出版社1982年。

（3）《篆书·篆刻技法》，张新明、刘振英编著，北京体育学院出版社1990年。

（4）《中国音乐通史简编》，孙继南主编，山东教育出版社1993年。

音乐生活1997.4